获得辩护权需要国家积极的行为，国家有给付的职责，因此需要特别予以规定。

[6]参见陈晓枫主编：《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自此，中国人开始走上了研习宪法和追求宪政的漫漫之路。

[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8]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在附录中也曾规定了部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这些权利和自由却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7]这一重构使得西方宪法在传入中国后，其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结构设计被破坏，并异化成国家公权力的一元化模式。国民党的《训政时期约法》则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等等，不胜枚举。否则，我们又会落入到洋务运动中所倡导的中体西用之类的旧模式之中。

[8]《大清法规大全·宪政部》卷四，转引自前注[6]，陈晓枫书，第244页。杨志民，武汉大学法学院。此外，伴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英国议会对于政府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由此使得议会对于政府及其行政授权立法的监督机制也因遭受政党力量的巨大挑战而愈发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英国的行政授权立法模式最为棘手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政机关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既参与和行政对方的游戏，又制定游戏规则，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对于行政相对方来说是非常不公正的。虽然近几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关于税收方面的文件都通过国务院转发，但从性质上来说，这些文件仍然属于部门规章而不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法的程序正当性有其相对独立的评判标准，这些标准包括程序的民主性、程序的控权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公开性、程序的科学性与程序的文明性。在立法机关在对行政机关授权后，如何对被授权的行政机关实施有效的监督是确保其正当立法的关键。

而行政授权立法是行政机关作为执行机关行使立法权，由于行政机关集立法权与执法权于一身，因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基本的平衡。其三，制衡型模式这一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

其三，明确规定被授权的行政机关及其行使立法权的条件、方式、程序要求等。{9}{美}科尼利厄斯·M ·克温：《规则制定——政府部门如何制定法规与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178页。其次，司法监督方面的控制措施缺陷我国的司法机关对行政授权立法并无实质上的司法审查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虽然通过《立法法》确立了立法权保留原则，但其规定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自我冲突。

完善早在十六世纪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启了行政授权立法的先河。[4]以上述标准衡量，行政授权立法在程序正当性方面容易产生如下缺陷：第一，行政授权立法活动依据的是行政立法程序，它与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相比，历来存在着欠缺民主性与平等性的痼疾，这既是行政机关实行首长决策制、行政决策缺乏平等参与性的结果，也是出于及时满足行政管理的立法需要，故而行政立法程序更为偏重追求立法的效率，倾向于严格控制立法的参众范围，致使其公众参与性不足，因此，行政授权立法的效率性损害了行政授权立法的民主性与平等性。其二，秉承一事一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严格明确和限定行政立法的授权范围。我国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对行政机关予以立法授权时，通常没有对授权目的、事项、范围、时限、监督方式、立法责任以及权力行使的条件、方式、程序要求等予以明确而严格的限定，致使行政机关被授予的立法权限过大、授权范围过宽、授权时间过长，容易造成被授权力的无限扩张与滥用。

王世涛，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行政机关集二权甚至三权于一身，将使行政机关成为全能政府。

{12}孙笑侠：《两种程序法类型的纵向比较——兼论程序公正的要义》，《法学》1992年第8期。如此一来，本应由立法机关保留的立法权将会被行政机关蚕食，而将事关国家重大制度与人权基本保障的立法权开放给行政机关行使，对于一国的宪政体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也为行政授权立法权的滥用埋下了隐患。

四、我国行政授权立法的完善进路针对我国行政授权立法存在的上述弊病，借鉴西方行政授权立法的成功经验，我国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行政授权立法的体制：其一，建立健全立法监督制度，构建起全国人大对行政授权立法的事先审查制度与责任追究制度，并促进备审制度付诸实施。此外，立法机关还需针对《立法法》第89条规定的行政法规备案审查机制与该法第88条之第7款规定的授权撤销机制，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以促进立法机关真正启动上述机制，切实实现其对行政授权立法的事后立法监督。再如《立法法》虽然在第35条作出了立法机关可以将其制定的法律草案予以公布的规定，却没有对行政立法作出此类规定，致使行政授权立法机关可以堂而皇之地封闭立法过程，排除公众的知情权，以此逃避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不仅如此，目前国内对于行政授权立法的理论研究也尚显薄弱，特别是行政授权立法的正当性及其实现方式的专门性研究相当不足。不仅如此，我国对授权后行政立法的控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然而该模式也有其需要克服的弊端，即来自行政授权立法外部的控制力量过多、过强，虽然可以充分保障立法的正当性，但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行政授权立法的效率，制约了行政授权立法机关的自身能动性，因而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如何寻求行政授权立法公平性与效率性的平衡，成为该模式亟待解决的问题。

{8}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力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109页。此外，这次授权没有时限限制，仅规定暂行制定，以至于国务院据此授权而实施的暂行立法竟达26年之久却仍在进行。

[2]万其刚：《西方发达国家的授权立法》，《人大研究》1996年第11期。因此，大量无节制的行政授权立法的结果，必然导致一国有大量的法律但无法治，所谓的行政法制实质是行政专制。

[2]此外，还注重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通过立法将一系列民主参与方式引入到行政授权立法过程中来，大大增强了行政授权立法的民主性、公开性与透明度。第七，修改《行政复议法》第7条关于行政复议范围的规定，将行政法规与规章纳入到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中来，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授权立法实施附带审查，以此建立针对行政授权立法的行政监督机制。

[3]由于其自身天先的缺陷加之各国体制的局限，使行政授权立法始终没能走出正当性的困境。与西方行政授权立法的各模式相比，我国立法模式在制度上明显存在着以下几点缺陷：其一，与英国式的议会主导型立法模式相比，我国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行政授权立法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监督与控制，这不仅体现在授权环节中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等行政机关的立法约束不甚严格，也体现在授权后全国人大对于行政授权立法草案的备案审查制度形同虚设，更突出体现在《立法法》排除了全国人大对于行政授权立法的事先审查权。尽管行政授权立法是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在当代世界各国越来越普遍。二、行政授权立法正当性的困局行政授权立法是对分权制衡体制的突破，由于其打破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平衡，因此，行政授权立法产生伊始，便毁誉参半。

此外，《立法法》还应当增设要求行政立法机关公布立法草案以征集社会意见的规定，以便于其接受公众的监督与立法建议，以此增强行政授权立法的透明度。首先，立法监督方面的控制措施缺陷我国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国务院等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授权立法行为缺乏实际而有效的立法控制与监督，具体体现为：其一，我国排除了立法机关对于行政授权立法的事先审查权。

再次，公众监督方面的控制措施缺陷我国的行政授权立法缺乏关于民众参与程序和立法公开程序的强制性规定。我国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先后6次授权国务院、经济特区等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立法。

中国行政授权立法体制长久以来饱受垢病，但至今仍存在着诸多弊端。其二，将公众监督更大范围地引入到行政授权立法程序中来，以充分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以保证行政授权立法的公正性。

为此，可以通过修改现行相关立法，完善我国行政授权立法体制第一，修改《立法法》第9条的规定，消除它与该法第8条规定的严重冲突，将第8条规定的9项涉及国家经济、政治和法律基本制度以及人权基本保障的立法事项的立法权全部收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禁止将其授权给其他国家相关行使，排除上述立法领域内的行政授权立法，以此真正建立起立法权保留制度，从根本上铲除行政授权立法权滥用的制度根源。法国行政法院对于该国行政授权立法的行政监督，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因议会立法监督的薄弱与司法审查的缺失而带来的控权危机，这是该立法模式的优势所在。然而，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精英立法色彩过于浓重，忽视了公众对于行政授权立法的参与和监督作用，没有给予社会公众适当参与行政授权立法过程并对其予以监督的机会。其六，明确规定被授权的行政机关违法、违宪实施行政立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与法律后果。

{11}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321页。然而随即又在第9条规定，立法机关可将涉及上述立法事项的部分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使以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由此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自我矛盾与逻辑混乱。

{6}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1页。行政权与立法权合一违反了自然公正原则，也混淆了法与行政权的关系，其结果必然是行政权产生行政权的不良现象的蔓延。

就此而论，议会可以授权立法的范围相对较小，由此使得法国的行政权力在其行政授权立法中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例如《立法法》第58条虽然规定了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民众参与程序，但仅仅将其规定为行政立法的任意而非强制性程序，而且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这使得行政机关在行政授权立法实践中出于种种目的很少适用听证一类的民众参与程序，由此剥夺了公众的立法参与权，使得民众的意愿与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切实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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